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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高调进场有的黯然退出:中国足球大洗牌背后的城市竞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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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滩足坛大佬范志毅曾说过:用不懈的斗志,成为城市的楷模。他还记得,1995年申花队为上海夺得全国冠军后,足球顿时成了整个城市快乐的源泉。

反过来,这也是为什么,今年3月苏宁撤资江苏足球,且没有做好过渡交接工作,球队迎来实质解散后,大量江苏球迷为之黯然神伤。

近年来,中国职业足球迎来了一轮又一轮洗牌,有的高调进场,有的黯然退出。这背后,无不折射出职业足球之于城市的象征意义,以及各个城市对于职业足球不同的理解和思考。

澎湃新闻()注意到,总体来看,职业足球依然是属于那些经济发达城市的优先选项,中超球队依然大量集中于珠三角、长三角等地区。

但今年以来,随着中国足球新政的出台,新一轮洗牌过后,河南洛阳、河北沧州等二三线城市也得以入局,迎来了通过足球提升城市形象、打出城市名片的机会。

2月28日,江苏足球俱乐部发出一纸公告,由于各种无法控制的要素叠加,俱乐部无法保障继续征战赛场,即日起停止运营。

到了3月下旬,中国足协正式公布的新赛季准入名单中没有江苏队,这意味着,这支发轫于1958年,起步于1994年的中国老牌职业俱乐部走向了实质性解散。

公开资料显示,江苏足球俱乐部此前由江苏国企国信集团投资运营,2015年转手民企苏宁集团。球迷们指责称,苏宁此番在没有找好接盘者的情况下停运俱乐部,这是对江苏队和江苏球迷的不负责任。

4月4日晚,著名主持人孟非在微博上晒出和球员周云以及主持人黄健翔的合照,称“两个江苏球迷请江苏足球的英雄周云吃饭,三十岁就退役,这酒喝得不是滋味。”

周云系江苏本土球员,此前在江苏队效力十余年。江苏队停止运营后,周云心灰意冷中选择了退役,尽管他还处在球员的黄金年龄。

前央视名嘴黄健翔是江苏人,孟非虽出生地是重庆,但也是长期在江苏工作生活的“新江苏人”。不难发现,球迷对于俱乐部的感情往往是一种基于地域性的自发行为。

江苏队去年首次夺得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冠军之后,江苏省人民政府也向俱乐部发出贺信,称赞俱乐部“为江苏人民赢得了荣誉、增添了光彩”。

江苏队早年徘徊于低谷时,就像家里孩子成绩总上不去一样,也是备受江苏人民牵挂。据扬子晚报网报道,2007年底,时任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到新华日报和扬子晚报视察时,提出了一个令江苏球迷非常关注的话题:江苏足球为什么迟迟冲不上中超联赛?报道称,省委领导的关心,令人大受鼓舞。

据《体坛周报》报道,江苏俱乐部停止运营后,由于俱乐部负债累累,尽管有企业愿意出手相救,但最终还是因债务问题无法达成一致。

事实上,江苏队沦落至斯,除了感慨于夺冠后三个月就停运,也觉得不可思议:江苏这个经济大省,似乎不该养不起一支足球队。

毕竟,高水平职业足球俱乐部往往是经济发达城市的“专属”。尤其是前几年,各路资本纷纷入局足球,各家俱乐部开启“军备竞赛”。

就比如苏宁,2016年初,作为江苏本土民企的佼佼者,苏宁入主江苏队后仅两个月,便豪掷超7亿元引进大牌球星。巴西前锋特谢拉转会费5亿元左右,将中国足坛转会费纪录大幅刷新。

此外,广州队的投资方恒大集团,河北队的投资方华夏幸福等等,过去几年也都在不遗余力地砸钱引进大牌球员。

如此“烧钱”,对于缺乏一定财力和巨头企业的二三线城市来说,往往只能望而却步。

数据显示,2016赛季中超联赛的16支队伍中,有8支,也就是半数,来自京津冀、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三大城市群。

到了“军备竞赛”达到顶峰的2019赛季,三大城市群的球队有多达11支,剩下的5支也要么来自省会城市,要么来自副省级城市(大连)。

与之相对应的是,来自东北、贵州等地的球队,由于投资方财力相对有限,引援力度跟不上那些疯狂“烧钱”的球队,纷纷从中超联赛中降级。

英国体育经济学家西蒙•库珀在《足球经济学》一书中写道,欧洲足球之所以强大,原因之一就是欧洲一直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,有供养职业足球的经济基础,也有生长职业足球的社区土壤。

这一理论在中国不断得到印证。2018年底,“最强县级市”江苏昆山入局职业足球,成立了由昆山国资控股的昆山足球俱乐部。

数据显示,尽管是县级市,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已突破4000亿元。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,昆山开始关注公共服务品的建设以及城市品牌的塑造。昆山俱乐部目前依然是国内少有的县级市职业俱乐部。

不过,随着中国足协“限薪令”和中性名政策的施行,中国足坛迎来了又一次洗牌,这让二三线城市看到了机会。

所谓限薪,即对俱乐部球员的年薪划定了上限,这能够有效制止各俱乐部以明显超出正常范围的价格高价引进外援,搞“军备竞赛”,引导俱乐部理性投资。

“中性名”政策,则是强制要求各个俱乐部的名称中不得带有投资方企业的名字,而是更加突出城市文化和特色,以符合国际惯例。比如天津泰达更名为天津津门虎,云南昆陆更名为昆明郑和船工,等等。

这无疑给试图通过投资俱乐部直接产生广告效应的企业,泼了一盆冷水。但同时,也为有意通过足球俱乐部宣传城市形象的地方政府提供了机会。

一方面,企业投资足球的动力在“中性名”政策下多少有所降低,于是更欢迎新的投资方加入,减少投资压力。另一方面,限薪政策又显著降低了俱乐部的投资成本,也减少了非理性投资带来的风险,这让地方政府开始变得有兴趣起来,而且也不再局限于那些财政收入超强的经济发达城市。

中国足球新政出台后,河南建业俱乐部面临更名,需去除企业名“建业”二字,建业集团也有意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,缓解集团的投资压力。随后,洛阳市政府及时入局,最终促成河南俱乐部主场落户洛阳,球队一度也更名为洛阳龙门,后由于河南球迷强烈反对,改为河南嵩山龙门。虽不再有洛阳二字,但还是融入了洛阳地标景点龙门石窟的元素。

据洛阳网报道,洛阳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,打好足球这张牌,对于宣传和展示洛阳城市形象,意义重大。

还有河北“第四城”沧州,将原石家庄永昌俱乐部运作至沧州落户,并更名为沧州雄狮(沧州别称“狮城”)。

据沧州市政府官网,今年1月30日,沧州建投与永昌地产集团正式签约,沧州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双双出席签约仪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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